A，可隶作“”，伍仕谦（1992:204）释作“帬”，徐中舒（1984:198-199）释作“裙”[12]，但研究者一般认为它与B至F是一字异体。B-F，现一般隶作“”，参看李孝定等（1977：2032-2042），它旧有鞎、旂、幭、别、、、靳等释法，其中以郭沫若（1999:63）的靳字说影响最大。郭氏说：“‘’乃古靳字，马之胸衣也。从衣、以像其形，上加束，斤声。”后来又有研究者对A—F提出了新说，如王立新等（1996:118-121）认为“”都是以“朱虢（鞹）”形容之，而鞹依《说文》训“革”，从而推断“”多是朱红色的革制物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语音等线索将A-F释作“”。赵平安（2011:133-138）对靳字说以及“”一字说皆表示怀疑：“然仔细推敲，释靳仍存有疑问。譬如，的形符何以这么复杂？如果是的省体，又当如何理解例1和例2？（例1和例2中的指人的服饰）[13]。”赵平安（2011:133-138）根据“”形所从之“”在番生簋盖中作“”，然后又联系大盂鼎、复尊、麦方尊铭文中“”旧释作“冕”的说法，认为是冕衣合文，是靳冕衣合文。刘洪涛等（2004）根据《清华简（贰）•系年》“袭”字作“”（简38）、“”（简111）类形，主张把盨的A字释作“袭”。关于B至F的释读，刘洪涛等（2004）则未提及。石帅帅（2016：195）认为在以上诸说中，郭说较优，但此字仍当以存疑为是。从目前几种与金文有关的大型工具书与著录书的释文来看，释作“靳”成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见[14]。
毛公鼎“约”，据石帅帅（2016：207-208），不少研究者认为即“约”。我们认为此说可从，那么与之同铭的“”就不应释作“”了。此外释“”之说的一个前提是“”都是以“朱虢（鞹）”形容之，亦不可信（参看下文）。写作重衣形的“袭”字除见于清华简《清华简（贰）•系年》外，还见于甲骨文（《合》[15]27959）、《清华简（壹）•楚居》以及《上博简（叁）•亘先》简3。A上部可隶作“”，它可分析为从“”“衣”。这与写作重衣形的“袭”明显不类，它们不可能是同一字。从辞例上看，A仍可能是车器，它与B-F的用法实相同（参看下文），赵平安（2011:133-138）否认A与B-F是一字异体的意见不可信，他认为“”“”是合文，缺乏根据。此外赵平安（2011:133-138）所提及的大盂鼎、复尊、麦方尊铭文中的“”乃“堂”字初文，它们在铭文中用作“裳”，而与A-F无关，因此他最后的考释结论值得商榷。
“鞎”的意见最早是孙诒让（1988:60）在考释“”字时提出的，他认为是毛公鼎这类“鞎”字省去衣旁，并说：“《说文·土部》：‘垠，地垠㖾也。重文圻，垠从斤。’此字亦从斤，从木或从束，从，即斤声艮声相通之证。《毛诗·大雅·韩奕》传云：‘鞃，式中也。’《尔雅·释器》：‘舆革前谓之鞎。’郭璞注云：‘鞎，以韦靶车轼。’是鞎与鞃同著车式，故二物同举。”黄然伟（1978:178）认为释“鞎”的意见优于郭沫若的靳字说，他评论郭说时说：“据铭文通例，凡铭文叙列之器物，车马之饰各有划分，多先叙车饰，次及马饰，未有于车饰之名称内夹有马饰者。郭训为靳以为马胸衣，不合金文惯例。”黄然伟的评论是非常有道理的。结合相关文例看，我们也认为影响最大、被广泛接受的“靳”字说恐怕是有问题的（参看下文），而“鞎”的释法在诸说中应该是最好的。然而从目前的相关研究看，“鞎”的释法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，下面我们拟对这一意见试做补充。
研究者一般认为A与B至F是一字异体，从文例看应可信。A上部可隶作“”，它最自然直接的分析应是从衣，声。“”单独成字见于殷墟甲骨文午组卜辞。西周金文有如下一形：
祁鬲，《集成》00634
赵平安（2011:133-138）认为此字左边所从与A至F所从相同，可信。此字从女从，在器主名“～”中位于女姓的位置，张亚初（1981:167-170）指出此字形应该释为“祁”。陈剑（2007：177-233）、王立新等（1996:118-121）认为杜伯作叔祁鬲（《集成》00698）铭文中用作女姓的“（祁）”字所从的“”也是声符。由上可知“”“祁”音近可通，又“祁”与从斤声的“祈”相通[16]，“”“斤”应该音近。据此，我们赞成B应该就是在A的基础上又加注了声符“斤”的观点。如果B在左上添加束形则演变为C，这是“”字最典型的写法。C省去“”形的下一层“”，就会演变为D1，D1是偶然出现的变体，因此不能据此把它与大盂鼎、复尊、麦方尊铭文中的“”形相联系。D2是摹刻本，字形略有失真，它可能是在D1基础上误加一横演变而来的。如果C的“束”形在中间添加一横笔变作与之关系密切的“东”形，C就演变为E。F是摹刻本，字形亦失真，它下部类似丙形的部分可能即“”形的误摹，如此说可信，则F是C省略下部衣形演变而来[17]的。因此从字形演变的角度看，A至F是一字异体应该没有问题（下文如对它们不加区分时，则统一用来表示）。
例3至11中的“虢”，一般读作“鞹”。“”，据李圃（2004:3.273），旧一般释读作“鞃”，后来研究者或改释作“韔”[18]。我们认为“虢”读作“鞹”可信，“”释读作“鞃”则缺乏文字学方面的证据，而释作“韔”则有可能是正确的，但亦缺乏强证。
《诗经•齐风•载驱》：“载驱薄薄，簟茀朱鞹。”毛传：“薄薄，疾驱声也。簟，方文席也。车之蔽曰茀。诸侯之路车，有朱革之质而羽饰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鞹，苦郭反，革也。”孔疏：“言襄公将与妹淫，则驱驰其马，使之疾行，其车之声薄薄然，用方文竹簟以为车蔽，又有朱色之革为车之饰。”高亨（2017:173）：“簟茀，遮蔽车子的竹席。鞹，去毛的熟皮。朱鞹盖在车厢前面。此句写文姜所坐的车子。”
《大雅•韩奕》：“王锡韩侯，淑旂绥章，簟茀错衡，玄衮赤舄，钩膺镂钖，鞹鞃浅幭，鞗革金厄。”其中“鞹鞃”，毛传：“鞹，革也。鞃，轼中也。浅，虎皮浅毛也。幭，覆式也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鞹，苦郭反，革也，皮去毛曰鞹。”“鞃，苦泓反，沈又音泓，轼中也。亦作‘’‘’，胡肱反，又苰，三同。”孔疏：“《说文》云：‘鞟，革也。’兽皮治去其毛曰革。是鞹者，去毛之皮也。轼者，两较之间有横木可凭者也。鞃为轼中，盖相传为然。言鞹鞃者，盖以去毛之皮施于轼之中央，持车使牢固也。”《说文系传》：“鞹鞃，以革裹车轼也。”马瑞辰（1989：1007-1008）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鞃，车轼中把[19]也。’盖以革鞔轼中人所凭处曰鞹鞃。《载驱》诗：‘簟茀朱鞹。’毛传：‘诸侯之路车有朱革之质而羽饰。’朱革之质即此诗鞹鞃也。羽与毛散文则通，羽饰谓以有毛之皮覆式，即此诗浅幭也。”高亨（2017:603）：“鞹，革也，去毛的兽皮。鞃，古代车的前箱供人依凭的横木名轼，轼上蒙以兽革或漆布名鞃。鞹鞃，即兽革的鞃。”扬之水（2007：283）认为用革缠鞔轼中，即人所凭依处，便称作“鞹鞃”。
如果根据“以去毛之皮施于轼之中央”“以革鞔轼中人所凭处”“以革裹车轼”“用革缠鞔轼中”这些解释，那么“鞹鞃”当看作是一个动词结构，这与它们作为赏赐物的名词词性相矛盾。大概由于这一点，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等（1986：213）把“鞹鞃”解释为“车轼当中用皮革包裹的把手处”。
上述解释除了高亨（2017:603）的说法外大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即周王赏赐韩侯，不言王赏赐车轼，却言王赏赐车轼中部把手处，这是很奇怪的。高亨（2017:603）关于“鞃”的解释可从，但把“鞹鞃”解作“兽革的鞃”，作为偏正结构处理则值得商榷。从《载驱》一诗“簟茀朱鞹”来看，“鞹”与“车后遮蔽物”之“茀”相对，应该是车上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，前引《诗经今注》认为朱鞹盖在车厢前面，可从。在“鞹鞃”一语中，据旧说，“鞹”成了“鞃”的修饰语。两者同为车饰之物，但意义、用法彼此皆有别，并且我们也很难找到与“鞹鞃”类似用法的其他“鞹+名词”之例。因此“鞹鞃”的上述解释可能都是有问题的， “鞹鞃”之“鞹”与“朱鞹”之“鞹”应该统一起来考虑。
《说文》：“鞹，去毛皮也。《论语》曰：虎豹之鞹。从革，郭声。”参看丁福保（1988：3293），不少研究者认为“去毛皮也”有误，当作“革也”。《说文》：“鞃，车轼也。从革，弘声。《诗》曰：鞹鞃浅幭。读若穹。”研究者或据《韵会》《玉篇》《集韵》等把“车轼也”改作“车轼中靶也”或“车轼中把也”，如段玉裁（1988：108）：“鞃，车轼中把也。各本无‘中把’二字，《韵会》作‘中靶’，‘靶’字误，今补正。《大雅》传曰：‘鞹，革也。鞃，轼中也。’此谓以去毛之皮鞔轼中人所凭处。《篇》《韵》皆云‘轼中靶’，靶，辔革，不当以名轼。盖许本作‘把’而俗讹从革。‘轼中把’者，人把持之处也。”王筠（1983：328）：“鞃，车轼中靶也。依《韵会》《集韵》引补。《释器》：‘舆革前谓之鞎。’郭注：‘以韦靶车轼。’邢疏：‘靶谓鞔也。’”朱骏声（1998：75）：“鞃，谓车轼中把，字亦作‘䡌’、作‘䡏’、作‘苰’、作‘𩉦’、作‘䩑’。《诗经•大雅•韩奕》：‘鞹鞃浅幭。’传：‘轼中也。’按，中把束以革谓之鞃，鞃上覆以皮谓之幭。”
“鞹”训“革”，“鞃”训“轼中”“轼中靶”，那么“鞹鞃”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？《说文》“鞃，车轼”之“车轼”，《玉篇》《韵会》作“轼中靶”是对的。上引段注认为靶是把之误，这是不正确的。王筠（1983：328）把此“靶”与邢昺训作“鞔”的“以韦靶车轼”之“靶”相联系，可信。“鞔”有覆盖之义，我们认为“鞃，车轼中靶也”应理解为“鞃，车轼中所靶也”，“车轼中所靶也”表示“鞃”的施用位置，即车轼中部人所凭依处所覆之革叫作“鞃”。它应是一种革质物，故从革。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“纮，束也。”王念孙（1984：86）：“凡言纮者，皆系束之义也。”陈剑（2007：234-242）认为“系束”之义很可能受源于其声符“厷”，“𩉦”即“鞃”字异体，“鞃”是指用以裹扎车轼中段人所凭依处的皮革，其核心义素“裹扎、裹束”很可能也得源于声符“厷”。我们认为他的意见非常有道理。总之，“鞃”既非“轼”也非“轼中”，而应该是一种用于裹束车轼中段的革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又据《载驱》之“鞹”应该是车上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来看，《大雅•韩奕》“鞹鞃浅幭”之“鞹鞃”应该是两物，即“鞹”与“鞃”是并列关系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革。“鞹”不能简单地训作“革”，而应该是专指用于车中某处的革。“鞃”用于轼中，从“鞹”“鞃”并列对举来看，“鞹”所施用的部位当与轼比较接近。由于材料的限制，其具体施用部位难以深究，有待将来进一步的研究。“钩”“膺”为两物[20]，“钩膺镂钖”为“名词+名词+（修饰语+名词）”的结构，根据“鞹”与“鞃”为两物的意见，那么“鞹鞃浅幭”的结构与它之前的“钩膺镂钖”结构恰好相同。
知道了“鞹”是车上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，应该指用于车轼附近某处的革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金文中的“朱虢（鞹）”了。旧有不少研究者认为“朱”是就颜色而言，“虢（鞹）”是就质地而言，“朱虢（鞹）”是“”“”的共享成分，它同时修饰“”与“”。例6、7、9、10、11之“朱虢（鞹）”，例3、5作“朱虢（鞹）”，再联系上文我们关于“鞹”的讨论来看，“朱虢（鞹）”“”“”显然当为三物。“朱虢（鞹）”“朱虢（鞹）”当分别断读为“朱虢（鞹）、、”“、朱虢（鞹）、”。
例2之“虢”，旧一般把它作为“”的修饰语，我们认为“虢”后应断读。前文我们已经讨论了A与“”是异体关系，对比例3-11，例2中的“A3/A4”、“虢”即其他铭文中“朱虢（鞹）”“朱虢（鞹）”中的“”“虢（鞹）”，例2之“虢”显然亦当读作“鞹”。从例2亦可证把“朱虢（鞹）”“”“”看作三物是非常合理的。
“”的“斤”旁是后加的声符（参看上文），郭沫若（1999:63）读作靳，仅从读音看完全没有问题。靳乃马之胸衣，理应属于马器。虽然马器、车器中有部分器物可混杂，即本属于车器的某件器物可偶尔与马器并列，属于马器的某件器物可偶尔与车器排列，但从册命金文看这毕竟不是常态，而且这种错置的比例非常低。目前金文中“”出现的次数已经非常多，皆是出现在车器中而无一例出现在马器中，这只能说明“”应是车器而非马器。从这一点看，把它读作“靳”显然是不合理的。结合“”是车器以及它的读音来看，我们认为释读作“鞎”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。
据张儒等（2002：959），斤声字与艮声字关系密切，两者常相通，可见“”读作“鞎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《说文》：“鞎，车革前曰鞎。”《尔雅》：“舆革前谓之鞎，后谓之笰。”郭璞注：“以韦靶车轼。”邢疏引李巡曰：“舆革前，谓舆前以革为车饰曰鞎。”
段玉裁（1988：108）认为：“《释器》曰：‘舆革前谓之鞎。’郭曰：‘以韦鞔车轼。’按，李巡云：‘舆革前，谓舆前以革为车饰曰鞎。’不言轼。依毛传，韦鞔轼自名鞃，不名鞎，疑李注是。”王引之（2000：650）认为：“以韦靶车轼，《诗》所谓鞹鞃也，不谓之鞎，郭注非也。曰前、曰后，皆车筜也。以革为筜，则在前者谓之鞎，在后者谓之茀。以竹为筜，则在前者谓之御，在后者谓之蔽。李曰竹前，谓编竹当车前以拥蔽，名之曰御。御，止也。是竹前为车筜之在前者，革前不当异义。鞎之言限也，限隔内外，使尘不得入也。《释名》说车云：‘立人，象人立也。或曰阳门在前曰阳，两旁似门也。’《广雅》曰：‘阳门，蔽筜也。’是车筜亦有在前者，不得以车轼当之。”
曾侯乙墓竹简所记车器中，多次出现一个从革从艮从攴之字，李零（1999:143）指出应同于古书表示“舆前革”的鞎字。张新俊（2006:73-77）对曾侯乙墓竹简“鞎”字作了详细讨论，据简文“鞎”常出现在表示车厢后面遮蔽物的“弼（茀）”的后面，认为“鞎”可能就是车厢前面的遮蔽物。他们的意见可从。
金文中的“”是一种车器，因此把它读作车器“鞎”从文例看也是比较合适的。鞎是前面的遮蔽物[21]，它是舆前部的一种革。上文所论“鞹”所施用的部位当与轼比较接近，也是舆前部的一种革。因此在册命金文中鞎、鞹常相伴出现。
根据我们的意见，“虢（鞹）”“”皆是指革，而由前引例3-11的文例来看，“”表示的很可能也是一种革或与革有关之物。九年卫鼎（《集成》02831）“”与“冟”“羔裘”等并列，亦可证明这一点。如果“”释“韔”的意见可信，结合前后文来看，它也不可能是用其本义。因为如果它是用其本义，在毛公鼎、番生簋盖铭文中理应放在“鱼箙”前后而不会总是置于属于车本身的一些物件中。此外，“”释作“韔”实缺乏可靠的证据。因此“”如何释读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最后，我们归纳一下本文的主要意见。“”是一种车器，读作“鞎”，指用于车前部某处的一种革质物。《大雅•韩奕》“鞹鞃浅幭”之“鞹鞃”是两物，“鞹”与“鞃”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偏正关系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革。“鞃”是指车轼中部人所凭依处所裹束的革。“鞹”所施用的部位当与轼比较接近，也是用于车前部某处的一种革。
脚注
[1] 吴镇烽（2012）。
[2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（1984-1994）。
[3] 参看陈剑（2007：54-58）。
[4] 参看冀小军（1991:35-44）。
[5] 参看陈剑（2007：234-242）。
[6] 参看吴振武（1998:4-6）。
[7] 此字原脱，据金文文例以及师克盨盖（《集成》04468，《铭图》05682）铭文补。
[8] 参看陈剑（2007：243-272）。
[9] 参看李春桃（2012:67-71）。
[10] 此说曾闻之于陈剑。
[11] 旧一般属下读，读作“駼”，我们怀疑或可读作“旟”。
[12] 《说文》认为“裙”是“帬”的或体。
[13] 引者按，赵文的例1、例2分别即我们文章中的例2、例1。
[14] 张亚初（2001：57、79、85、87、94、95、149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（2001：428、450、483、522、528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（2007：2656、2692、2709、2863、2877、2878），吴镇烽（2012：12.123、147、170、215、466、474；22.383；24.429）。
[15] 郭沫若（1978-1982）。
[16] 张儒等（2002：958）。
[17] 尊（《集成》05988）有一人名“”，与F可能是一字异体，其左上之“木”应是“束”之省。叔父簋（《集成》03922）“”、叔父簋（《集成》03921）“”的左边应即F的左边。
[18] 杨树达（1997：251）；裘锡圭等（1989：502-503）；刘钊（2005：150）；刘钊（2006：266）。
[19] 《韵会》“把”作“靶”，兹从段本。
[20] 参看马瑞辰（1989：550-551），吴振武（1998：4-5），石小力（2016：235-238）。
[21] 根据“”从“束”，“鞎”也可能是用于裹束车前部某处的一种革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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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载《汉字汉语研究》2019年第4期 ）
（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，引用请据出版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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